比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笔者读书时，教科书里是压根儿不提什么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对新中国建立所做出的贡献的，我们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认为解放战争胜利了，新中国就诞生了，其实事情哪是那么简单呢？

新中国新政权的建立，没有全国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其理论上实践的合法性是有缺陷的，也难以获得国内国际的广泛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深知这一点，这才有了“五一口号”。而当时代表着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广大工农商学等市民阶层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参与新政协，为新中国、新政权的诞生做出了贡献——诚然，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也正是这些爱国进步的民主党派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他们之中不乏如闻一多、李公朴(民盟盟员)那样为民主、自由和进步倒在国民党特务枪口之下的爱国志士。他们是民盟的杰出代表！每每重读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还是那样使人热血沸腾，一种崇高的敬意油然而生！这就是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这就是民盟盟员！

视 频：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在最近放映的影片《建国大业》中我们终于有幸看到了如民盟、农工民主党、民革、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通电响应中共号召，他们的领袖们冲破重重阻挠北上参加组建新政府，在建国大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何况早在“五一口号”发布之前的1947年，民盟就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国民党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并于1948年新年伊始，公开宣布同中共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为此，民盟创始人之一的罗隆基还上了国民党计划行刺的黑名单，因为罗隆基的笔和口常常直刺国民党独裁和法西斯行为之要害。中共现任总书记胡锦涛对此有过总结性的讲话：“民盟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长期以来，民盟同我们党团结合作，建立了身后的革命情谊，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小学生，压根儿不知开国大典油画上那个长胡子老人(张澜)是谁，更不知民盟为何物，更不用说章伯钧、罗隆基(民盟副主席)为何方神圣，倒是记得他们是全国第一号“大右派”，倒是记得课本中毛泽东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有这样的话：“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该党主席为章伯钧—笔者注)——那时，所谓民主党派在笔者此辈头脑中的印象简直就等同于反动组织，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说的嘛——如今，在《建国大业》中，均给了上述长期追求和平、民主、关注民生与民族存亡的民主党派和它的创始人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多少还原了一些历史的本来面目，这能说不是进步吗？总是求全责备是于事无补的，看到进步，静候并争取更大的进步大约是应取的吧。历史毕竟是历史，公道自在人心。

难怪学者鲍鹏山说：“重读历史是每个时代的义务。每个时代，只有在重读历史时，才能读懂自己，并且在重读历史时，站到新的台阶上……”。

于是，笔者不能不想到，这样的民盟及其领袖们，这样令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几欲诛杀的章伯钧、罗隆基们，如何在新中国成了反共反人民的“大右派”了呢？如果说仅仅是章、罗个人在解放后“变”了，难道民盟整个儿都“变”了？殊不知，毛泽东那篇文章并不仅仅是说的章、罗，而是说“民盟……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啊！那不是“反动组织”又是什么呢？何以如此？

更令人扼腕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决定给全国的“右派”摘帽，该平反的平反，该“改正”的改正，在中央一级曾经的“右派”中有五个人未予平反或改正——也就是说，当年他们确实是反共反人民的“右派”，而在这五人中，章伯钧、罗隆基仍列榜首！

更不合逻辑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章伯钧的“罪行材料”均已正式推倒，骨灰也于1982年11月15日安放进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85年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纪念章伯钧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发表讲话：“章伯钧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尽管在他的一生奋斗中也有过曲折，然而他不断追求真理，总结经验教训。纵观章伯钧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而对罗隆基也同样如此，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严明复对罗隆基也做出了大体如上的评价，他说：“……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但，他们带着反共反人民的“右派”政治烙印离开了人世，死后仍然是不予平反的当年反共反人民的头号“右派”，却又获得了如此的“盖棺定论”；按照以上的“盖棺定论”，即使章罗等当年有不妥当的或错误的言论，如今不“平反”，但给一个“改正”总还是可以的吧？——那么，这是什么逻辑呢？一个不予平反的“右派”的骨灰为什么要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呢？笔者真的糊涂了。兴许我们需要“难得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