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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议“知识分子标识”

博主:应学俊  发表时间:2014-06-06 23:50:32
 

(标题:漫议“知识分子标识”)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环球时报》社评中提出了“知识分子标识”这一概念,但并未定义其所指内涵,而又说中国知识分子“原有知识分子标识被各自的职业特征冲淡”,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有所追问:“知识分子标识”究竟是什么?“被冲淡”是好事还是一个社会的耻辱和悲哀?

知识分子标识”这一概念从何而来?《环球时报》最近提出的。

话说2014年5月29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题目叫《“公知”代表不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民网等各大媒体旋即转载。“社评”非个人之作,是代表这家媒体立场的。而该社评标题本身有些无厘头——谁说过“‘公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了呢?有吗?谁自诩过?亮出根据来看看?退而言之,即便有某人狂妄自诩或他人有此一说,这又值得写篇文章来论一论吗?倘若有人当街高喊“我就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被代表”的那些路人还不就一笑了之?何须当回事?

(截图:环球时报该社评)

一、《环球》缘何自己骂题?

《环球》在社评中自己说:“如果说知识分子在今天仍是一个可以识别的大群体,那么这个群体显然是分裂的,他们构成了社会多元化最突出的标志。”——既然都“分裂”了“多元化”了,谁又能代表谁呢?《环球》此说岂不自相矛盾自我骂题?的确,正如古代,司马相如岂能“代表”得了司马迁?正如八九十年前,陈独秀、鲁迅等岂能代表得了胡适、蔡元培?周作人又如何代表得了邵飘萍、史量才、闻一多?又有哪位“公知”能代表得了当今《环球》的单仁平、“三人评”抑或宋鲁郑、梁柱、孔庆东们?知识分子确实是“分裂的、多元化”的。那么,找一个杜撰的由头来发表与之不相干的另一些意思,用小品里的话说——“这有意思吗?”直接叫“公知”也加入“沉默的大多数”为“中国梦”而埋头干活儿不就结了?一篇无厘头、没意思的“社评”就不去说它了。

但《环球》该社评里如下一段话,却引起了笔者的思考。《环球》如是说:“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融入了改革开放塑造的民族复兴大潮,他们的原有知识分子标识被各自的职业特征冲淡。他们人数众多,但大体加入了‘沉默的大多数’,与少数公知相比,他们在舆论场上暗淡无光。”

二、《环球》所说“原有知识分子标识”究竟是什么?

《环球》提出了“知识分子标识”这一概念,但并未给出定义。而对于这种“知识分子标识被冲淡”,《环球》似乎又是赞许的,至少是默认。那么,我们不得不追问:《环球》所用的“知识分子标识”这一概念内涵究竟指什么?就客观而言,“知识分子”原本有没有“标识”?这不能说不是个问题。

知识分子,在我国古代一般是指读书而有相当学问之人。以当代中国语境,一般指有较高文化科学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1921年,中共在其《党章》里正式使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这两个概念。以后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那么,《环球》所言“知识分子标识”就是指这一定义中的“脑力劳动者”吗?肯定不是——否则,何言“他们原有的知识分子标识被各自的职业特征冲淡”?

那么,《环球》所言“原有的知识分子标识”所指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抱负,一般追求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帝)分忧,为民请命,并且某些皇帝有时也确实会礼遇和尊重他们,在殿试中,某些皇帝会看重对治国理政确有真知灼见的读书人而任用之。这在古书和影视剧中屡见不鲜。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乃至现执政党也如此倡导。而国外对“知识分子”定义的主流看法,一般也是不仅指术业有专攻,以脑力劳动为职业,而且特指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看来,“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指有知识,更要看其是否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比一般劳苦大众懂得更多的事理,他们理当负起对社会发展更多的责任。上述难道不正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标识”?《环球》所言“知识分子标识”不是指这一点又是什么呢?若否认,那就请《环球》自己诠释一番。

这正如华东师大许纪霖教授在《知识分子死了吗?》一文中论述道:从“知识分子”词源学原意和历史实践考察来说,“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 ——窃以为,这应当正是《环球》所说“知识分子标识”内涵的确切表述;否则,《环球》所言“原有知识分子标识被各自的职业特征冲淡”便无从谈起。

而美国当代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也指出: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在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所指的是哪些人。本书所用的‘知识分子’概念,是指一种职业种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这些人有作家、学者等等。尽管脑外科医生或者工程师们也需要经历严苛的脑力训练,但大多数人不会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这也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笔者所述“知识分子标识”的公认内涵。

可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让人想起《环球》在该社评中借他人之口说出的另一个令人喷饭的观点:“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实验室里,在发射场上,在深山、海洋、大漠,甚至在南北两极”——在《环球》眼中,那些不在实验室、发射场等自然科学领域,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如政治学、哲学、法律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以及艺术诸门类)就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了——这岂不是笑话?《环球》咋能犯如此低级的小学水平的常识错误呢?不错,《环球》是引述“有人”那样说的话,但问题是《环球》并没有指出这样说法的谬误,相反,以“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融入了改革开放塑造的民族复兴大潮”一说与之呼应。《环球》为何犯此低级错误?是不是就因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自然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公义和社会发展,关注大众民生,更多地容易针砭时弊“非议朝政”,因而显得格外“麻烦”?

三、知识分子其“标识”逐渐消失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无疑是社会的悲哀和耻辱

不论从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特征的认可、传承,还是国外主流定义与中国历史共识的不谋而合,上述那样一种“知识分子标识”难道不是弥足珍贵的吗?如果这样一种“知识分子标识”真的竟然“被各自的职业特征冲淡”,面对社会弊端或暴政、不公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且在社会生活舆论场中“黯淡无光”,这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是好事还是悲哀呢?

五四运动、中共初创,有哪一件不是因为有着《环球》所言具有那样一种“标识”的知识分子觉醒而引领的?笔者从来认为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但谁又能否认正是有着《环球》所言具有那种“知识分子标识”的知识分子,在唤醒民众、引领社会变革、进步中起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以大众疾苦为疾苦,视天下兴亡为己任,甚至不畏强权统治暗杀的枪口和镣铐,这难道不正是有着“知识分子标识”的知识分子的壮举?(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工农“匹夫”)。

(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清代顾炎武、梁启超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激励过多少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顾炎武可谓博学,尤精“古音学”,可谓大知识分子,但他还是认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经世致用的学问,才是君子所应该追求的。倘若一个读了许多书、懂得许多劳苦大众未必明了的道理的知识分子,却对社会发展、百姓疾苦、社会公义漠不关心,对于暴政只知道“沉默”,只管自己埋头专业——我们可以尊称其为×专家,但又如何能称得上历史形成的那种意义的“知识分子”?正是一代又一代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呐喊和奋斗,铸造了“知识分子标识”的丰富内涵。

闻一多是诗人,李公仆是教育家,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他们并没有仅以“专业知识”为稻粱谋,仅仅埋头故纸堆做“专业”的事,而是表现出公共良知和社会正义感责任感,对社会发展和民生疾苦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正因为他们的“知识”和良知,所以他们看到了与广大劳苦大众密切相关而他们未必看得清的问题,他们感到更有发出正义之声的必要和责任,他们并无意谋求高官俸禄,甚至对乌纱帽弃如敝屣,学界泰斗蔡元培民国时曾多次请辞北大校长就是一例,他们身上正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标识”

如果真如《环球》所言,中国知识分子“原有知识分子标识被各自的职业特征冲淡”——那么,《环球》和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应当想一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这是不是社会的悲哀和耻辱?

四、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正由于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这样的“公共意识”,他们关注的已不仅仅是一己私利,他们以针砭时弊促进社会进步,以理性质疑探求真理,他们不屑于肉麻地为强权统治者歌功颂德而博得功名利禄,而是更多地关注大众民生,关注社会公义良知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故近一二十年来,为了区别于那些只知道埋头象牙塔搞专业的“专家教授”,国际知识界称那样一些知识分子为“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中国近几年也有使用这一名称的,被简称“公知”。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除了徒有虚名者,若被大众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只能证明这样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着社会大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科学发展,而非一己私利。若为自己的功名利禄,他们无须成为“公知”。因此,“公知”绝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调侃、嘲笑的称谓。对于真正“公共知识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而不是理性探究事理,这只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嘲笑者的屁股坐在哪里。如此而已!

笔者以为,即便某些真正的“公知”,我们也无须讨论他们是否代表中国的知识阶层问题,他们自然也更代表不了龚自珍笔下那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必然代表着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代表着自己关注社会正义与进步的良知和责任感!这就足矣!偌大中国,不论古今中外,这样的“公知”绝不会绝迹,顾炎武、梁启超、鲁迅、闻一多、李公仆式的“公知”绝不会后继无人!

当《环球》在津津乐道甚至不乏得意地描述中国知识分子“原有知识分子标识被各自的职业特征冲淡”,说他们“大体加入了‘沉默的大多数’”而在舆论场上“暗淡无光”时,不知是否能想起龚自珍的著名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当把“沉默的大多数”用于描述知识分子群体时,我们不知《环球》向全世界释放一种中国知识分子“万马齐喑”的信号是何用意?

历史昭示当下,也启迪着未来!中国总有那些以天下为己任、关注社会大众利益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模糊自己的“标识”,因为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早已渗透到华夏子孙的血液中——尤其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正活跃在我们的身旁——你懂的!他们有的必然如闻一多、李公仆那样载入史册,感动中国,激励后人!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不过,这大约是令一些人相当不爽或头疼的事。

我们借《环球》社评的结尾为本文作结,因为除了《环球》社评中其他荒谬之语,这结尾说得还真是不错——只是笔者和一些人的理解可能与《环球》的初衷不同:“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总的来说保持着一份庄重和崇高,人们对知识分子帮助实现国家的进步与繁荣有着很多期待。知识分子切不可辱没了这一光荣的称谓,也不可辜负历史在21世纪所分配给我们的突出角色。”说的很好!笔者加上一句:知识分子,可别模糊了自己尊贵的“标识”而仅仅成为可怜的书虫或“司马相如”,因为那又有一个名称,叫“现代犬儒”!

如果知识分子“标识”没有了,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了,对社会弊端和种种黑幕三缄其口了,于是就让“口将言而嗫嚅”的几亿农民工或各种“唐慧们”“开胸验肺”的劳苦大众去应对巧舌如簧、学富五车、善于忽悠的“司马相如”和“现代犬儒”?这样的社会大概不可能再现了。《环球》也可以放心,那“沉默”只是表象罢了,那也有一个说法,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即便最近的历史上也有过,还有部电影就叫《于无声处》。□

2014年6月6日  

【参考资料索引】

1、《环球》社评:“公知”代表不了中国知识分子

2、许纪霖: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3、应学俊:看《汉武大帝》:历史仍在轮回

4、应学俊:读史札记:中国文化衰颓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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