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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几个国家的“民主之乱”?
    博主:应学俊  发表时间:2014-03-29 16:16:31  

    如何看待几个国家的“民主之乱”?

    ——兼与杨光斌、郑永年教授商榷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杨光斌、郑永年“不约而同”发表“学术文章”,以乌克兰、埃及、泰国等为“例证”,从“民主本身的特性”兜底诋毁民主政治的客观价值,赤裸裸宣扬“民主威胁论”,断言“后发展国家”不能搞民主,尤其是选举民主。然而,这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其观点是有害的。

    乌克兰和埃及、利比亚、泰国等发生街头政治动荡、变故乃至巨变,有的涉及政权更迭,有的涉及政治转型,有的甚至涉及地区、族群分裂。于是,“民主威胁论”再次抬头。一些“学者”据乌克兰、埃及等国现状的表象,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大而化之论证:民主说起来很好听,但用起来很麻烦,带来的往往并非福祉而是祸患;还有认为,这都是“西方民主”惹的祸,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民主”,一些国家就不会产生这些变故,就会“在稳定中发展”,甚至“人民生活会很幸福”。官媒纷纷转载此类文章,看来颇为推崇。

    (图:杨光斌、郑永年教授)理论家们忙碌起来,以“学术”的面目出现,再次鼓吹“民主其实未必是什么好东西”。2014年3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杨光斌文章《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以下简称“证伪”),中共新闻网予以转载。第二天,“求是理论网”与“联合早报网”同一天发布郑永年的文章《民主政治与社会冲突》(以下简称“冲突”)。3月17、18日两天先后发布的这两篇文章恰似“姊妹篇”,颇像“里应外合”。杨光斌何人?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系主任(主要研究制度理论);郑永年,《联合早报》注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其实郑永年并非新加坡人,他毕业于北大,当了两年助教、讲师后被送往美国、英国升造,然后一直在新加坡任教、研究东亚、中国政治,站在海外“客观”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笔耕不辍。说此二人是“专家学者”,当不过分。

    一、《证伪》与《冲突》对“民主”片面的恐怖性描述

    杨光斌《证伪》一文开宗明义:“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政治,而多数人之间的利益很难一致化,而且多数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对立性的种族或根本性物质利益的对立。因此,民主本身具有内在的张力和冲突性,这是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而不能选择性失明的,否则,正如很多历史上和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故事一样,民主到来之后并不都是福祉,反而成为祸害。”——《证伪》的作者在这里以全称肯定判断欲从根本上直接宣判“民主”的“死刑”,其后引用乌克兰、埃及等国例子似乎“有力”地佐证他的观点。

    诚然,我们不应断章取义,杨光斌其实要强调“社会同质性条件”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作者所说“社会同质性条件”系指“国家认同、基本政治共识、社会结构大致平等性与同质性”)。如此一说,杨氏之论似乎颇为“周延”?此说姑且不论。笔者感到疑惑的是,作者既然并非绝对否定民主的价值,但为何开宗明义之论那样唐突、断然?且用那样的全称肯定判断?是想语不惊人死不休还是先声夺人想鱼目混珠,让人们对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先来个“望而生畏”?除此能做何解呢?

    说《证伪》和《冲突》二文为里应外合的姊妹篇是有根据的,不仅发文时间,还有基本观点。只是不知二人是“不约而同”还是“有约而同”,不信请看郑永年教授高论,与杨氏《证伪》几乎如出一辙:“从冷战结束以来,民主的现状来看,人们不难发现,除了少数几个案例,民主所发挥的更多的是解体现存国家,而非建设国家。”(笔者注:“苏联”原本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其宪法一直规定任何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自由)。郑氏《冲突》断言:“后发展中社会尽管并不具备西方那样的有利于民主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条件,但在民主化的速度上远远快于西方,即大家都是一步到位的大众民主。也正是因为一步到位的大众民主,民主为政治人物操纵人民,创造了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条件。在动员人民的过程中,政治人物的‘人性恶’方面表露无遗,民主无一不沦落为民粹主义政治。”

    “学者”就是“学者”——对照乌克兰、埃及、泰国等现状的表象,你如不做深入全面的立体性思考,难道不觉得他们似乎言之凿凿?在《冲突》和《证伪》中我们看到:“民主”简直就是“洪水猛兽”,“后发展国家”万万碰不得!按他们的逻辑,似乎如果还是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斯大林统治着那些国家就好了,那些“冲突、张力”似乎就不存在了,国家“稳定”人民“幸福”,那该多好!

    然笔者认为,以上论断有基本符合事实和规律的某些方面,但更多的是似是而非的片面,有的近乎荒谬。

    二、一些国家之“乱”根源究竟何在?因果岂可颠倒?

    利比亚、埃及、乌克兰、泰国等国发生动荡和巨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是因为“民主”所以“动荡”吗?如果不“民主”这些国家就可以“稳定、发展”吗?这无疑是不能成立的。大而化之的判断容易,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客观的条分缕析就麻烦得多。但我们必须用众所周知且正被歪曲的事实说话。

    利比亚的动荡根源何在?卡扎菲时代并无“民主”,但“张力、冲突”照样存在——卡扎菲专制,国家治理厚此薄彼,残酷镇压乃至集体屠杀“异见”人士,对民众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拒绝对话协商,动用暴力血腥镇压,导致众叛亲离,国际谴责,这难道不是利比亚“动荡”的直接原因?这难道不正应了我国一位伟大人物的话,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卡扎菲的下场难道不是一切血腥镇压人民者的必然归宿?

    再说到埃及,我们不得不回顾埃及动荡的背景:众所周知,穆巴拉克下台非“一日之寒”,而是其“法老”式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国家紧急安全法”自1981年老穆上台就一直实施,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一次戒严。根据这个法律,政府可以无理由对个人实施无限期监禁。他当了30年总统,认为由他来统治埃及,是神的旨意,是埃及的幸运,否则埃及就会动乱。他从53岁当总统,到下台时已是82岁。笔者以为,若不是民怨沸腾,他一定“真想再活它五百年!”

    (图:埃及人民强烈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穆巴拉克怎么能连任五届总统呢?有一位媒体评论员做了很好的总结:穆巴拉克的法宝是两个“维”字,一是“维稳”,用各种手段维持国内稳定,包括长期戒严、封闭网络、把反对者投入监狱、操控造假选举等;二是“维权”,广泛起用亲朋好友担当政府重要职位,对腐败行为予以宽容,从而维护自己的权力。多年来,腐败成为埃及的一种社会现象,连到政府部门办点事儿没“小费”也是不行的。穆巴拉克这种统治术导致的结果是,财富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埃及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170亿美元,但穆巴拉克家族的财富却已积累到400至700亿美元,且把资产都转移到国外。老穆还有让儿子“继位”的打算,这和我们的那个邻国金家王朝几乎是“同一个梦想”。而当国内财富过于集中于少数权贵之手,贫富差距拉得太大,专制压迫到一定极限,社会必然成为一个火药桶,一根火柴即可点燃。这需要“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吗?穆巴拉克治下,美国曾是支持他的盟友,美国何须策动推翻盟友的民主运动?

    至于乌克兰动荡,稍稍关注于此的人都知道,其深层原因涉及多个层面,相互交织:复杂的历史、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严重的官员腐败、经济发展滞后等等。而白俄罗斯总统则凭近距离观察判断:“不论国家的经济发展如何,也不论政权做了什么,只要国内存在腐败,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因为腐败就像生锈一样会吞噬一切。不从乌克兰事件中得出相应的结论只有白痴。”。这一切与“民主”有神马关系?——如果不为前苏联唱挽歌,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根据说乌克兰的不幸是“民主”惹得祸?而克里米亚问题更直接是地缘政治和历史问题了,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至于泰国,更不值一谈——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是每过几年就发生一次军事政变的?这样的军事政变能导致产生怎样品质的畸形“民主”与后患?这还用细说吗?有了某些“民主”的形式或号称“民主”就可以作为破析“民主政治”的样本吗?诚若是,我们是否可以说朝鲜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样本呢?

    除了“有特色”的泰国民主,当我们仔细梳理一下“学者”们所说某些国家动荡的基本原因大体却都是:集权专制导致腐败丛生、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发展滞后、人民广受压制,最终导致民怨淤积爆发,引起社会动荡和民主改革政治诉求。某些“学者”仅凭街头政治表象,便得出如《证伪》和《冲突》二文中的那些诋毁民主的论断是多么片面而不着调。

    三、社会“内在张力和冲突性”是客观的普遍存在,并非唯“民主本身”具有

    杨光斌《证伪》一文把社会“内在张力和冲突性”说成是“民主本身具有”的特性;言下之意,似乎若没有“民主”,社会就不存在这种“内在张力和冲突性”——此说难道不过于荒谬而令人忍俊不禁?

    众所周知,矛盾无处不在,有社会就有不同的阶层、族群,就会有不同利益诉求和主张,就会有矛盾。试问,在我国大清王朝治下,那时当无民主可言,难道社会就不存在“内在张力和冲突”吗?诚若是,为何爆发辛亥革命?在蒋政权下党国一体也无“民主”可言,但为何国共内战多年,数千万人为此付出生命代价?难道不正是“民主”缺失而导致社会客观存在的族群、阶级、利益集团的“冲突性”无解?难道不是因“民主”的缺失导致这种无解和不可调和、不可妥协进而加剧“冲突”直至诉诸武力?如果蒋政权讲民主,抗战胜利后组成“联合政府”而避免内战的可能性绝然全无吗?

    把社会客观存在的利益集团、族群、阶级阶层之间不同诉求的“张力和冲突性”硬说成似乎唯“民主本身”才具有的特性,这难道不是荒谬绝伦的欺人之谈?这不是以貌似客观的“学术”姿态,行兜底诋毁“民主”客观价值之实又是什么?

    至于郑永年教授说到“民主为政治人物操纵人民……在动员人民的过程中,政治人物的‘人性恶’方面表露无遗,民主无一不沦落为民粹主义政治”——这还恰恰真是入木三分的表述,在远非“民主化”的毛时代确实上演了一场历时数年的伪民主大戏,那倒真正是一人“挥手”“操纵”亿万人“造反”整肃政治异见者的典型历史案例,抑或也可说人为操纵“民粹主义”泛滥导致国家动乱。

    四、民主转型的过程与“民主政治”的品质

    民主政治的客观价值已不容否认。但任何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必然都有一个摸索过程(如一个人从幼稚到成熟),甚至会有曲折和反复,出现一些令人纠结的状况,这有何奇怪?一蹴而就的社会转型人类历史上有吗?中国历史上有吗?我们某些“学者”自己长大成人,难道忘了自己孩童时期一些必然幼稚可笑的糟糕经历?一些“学者”难道生下来时的第一声啼哭就是雄辩的学术论文吗?

    如果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能够一帆风顺“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如何理解中国从辛亥革命到1949折腾38年?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社会主义阵营”70多年的曲折经历与反复?那些“学者专家”们是否因“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遭遇“滑铁卢”,因而也准备撰文论证“社会主义”是不靠谱的、危险的?而这方面事实论据难道不比最近发生动荡的这几个国家更充分、有力得多?当一些“学者”嘲笑“阿拉伯之春”成了“阿拉伯之冬”时,他们可曾想过,倘若在70多年前国共内战期间,这些“学者”们如何看待中共的民主革命弄得华夏战火连连,使中国动荡不断?一些“学者”是否认为中共把民主革命弄成了“中国革命之冬”?

    即以社会主义论,世界上有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毛式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还有朝鲜式“社会主义”,甚至卡扎菲、查韦斯乃至希特勒也曾说他们是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难道没有品质优劣之分?难道没有原旨和异化、真伪之分?如果我们仅以朝鲜金氏社会主义、斯大林式和中国毛式社会主义作为典型样本来评价“社会主义”本身的政治价值和优劣,杨光斌、郑永年同意吗?如果不能同意,我们又如何能仅以埃及、乌克兰动荡和泰国特色民主等几个国家民主进程中的动荡和不幸,大而化之地描绘一幅 “后发展国家”必然的“恐怖民主”画图?

    每一个走向民主的国家都会有一段摸索的路程要走,都会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即便出现曲折乃至动荡,但他们的方向仍是民主,而不是重回令人绝望、难以持续发展的极权专制,这种动荡或反复其本质无疑是不能与极权专制之下国民受苦受难被剥夺同日而语的——正如中国历经三四十年“动荡”,满目焦土,百姓颠沛流离,但终于还是迎来了统一和安定——尽管后来和平时期竟然又遭遇重大曲折和磨难,尽管后来竟然又有千百万人付出无辜生命的代价——然而事实证明,那恰恰正是因为真正民主的缺失和“马克思加秦始皇”式人治和极权独裁的泛滥。难道不是吗?

    (图:《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民主的不同类型和品质不可一概而论,它体现了人类政治智慧水平的不同。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在他的著名力作《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中,并不认为自己所在国家(美国)民主是最好的,相反,调查显示丹麦和挪威人对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满意度最高。利普哈特经过认真研究和考察,认为“共识民主”优于绝对的“多数民主”。而“协商民主”正是通往“共识民主”的途径。民主政治仍然在探索中逐步走向更加完善和成熟。一切断论岂不言之尚早?

    世界民主国家有共性,更有诸多不同之处,并非所谓“照搬西方模式”。以国际视野评论民主政治弊端,无疑应选取多种不同类型民主政治样本详细分析归纳,而后才可做出某种论断,这是做学问的基本常识。杨光斌、郑永年等学者何时能下点真功夫务实地写出类似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的力作《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这样的专著呢?这样的著作才多少有些说服力。

    五、结语:《证伪》与《冲突》二文要论证什么?

    杨光斌的《证伪》与郑永年的《冲突》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恐怖的“民主画图”,但他们又无法否认领先世界成功的大国也好,并不怎么大但国家治理有道素有定评的北欧一些国家也好,无一不是民主国家。

    于是我们不禁想到:杨、郑一类“学者”要论证什么呢?——哦,就是“后发展国家”不能随便搞“民主”——那么究竟该“搞”什么?郑永年教授用的是“请君入瓮”的方法,颇为巧妙,郑氏文章的末尾这样说:“各种专制制度早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大众民主也同样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呢?”《冲突》一文以此问句作结,戛然而止,郑永年教授要说什么呢?什么人欢迎郑永年的“民主、冲突论”呢?笔者相信读者——“你懂的”。

    而杨光斌《证伪》一文的结尾就更加直言不讳:“作为走向‘公共之善’的最佳路径,协商民主制度是一种比选举民主要求更高、实行起来更难的一种理想型制度”——这无疑恰恰是在为执政党十八大提出的主张背书。其用心良苦,我们也“懂的”。

    是的,“协商民主”是个好东西,它有助于凝聚“共识”而避免冲突和分裂,是走向“共识民主”的必然途径。但不论是杨光斌还是郑永年都别忘了:“协商民主”一系列操作性原则的灵魂恰恰仍然是“平等、公正”,“各群体内的共识仍需多数决,少数群体有权否决,但也会被其他群体回报否决”——在理性讨论、协商与多数决的过程中逐步达成“共识”。倘若失去了平等、公正地位的“协商”,倘若是在某种须绝对服从力量之下的“协商”,那只能是“伪民主”,或者说是稍微宽松点儿的“集权专制”而已。而极权专制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经济发展并不能天然消除不公和腐败等弊端),最终还是会引发如利比亚、埃及乃至如蒋政权治下的“动荡”和变局,前苏联以及中国的前30年教训也都前车可鉴。

    政治强人的威权或集权统治可以获得一时的“稳定”乃至惊人发展,前苏联和希特勒都是典型案例,眼下中国的“崛起”也很了得。但历史证明:威权或集权统治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可考的例证众所周知,无须铺陈。而在威权或极权统治国家处于某种“临界点”时,怎样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如何避免谁也不愿看到的社会动荡?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大而化之肯定不行。而历史证明:无论如何,类似穆巴拉克式的统治以及他曾经的“改革”决不是可选择的路径。□

    2014年3月29日   

    【参考资料索引】

    1、杨光斌: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

    2、郑永年:民主政治与社会冲突

    3、人民网:白俄罗斯总统称:乌克兰毁于经济崩溃和可怕的腐败

    4、被腐败所笼罩的埃及社会

    5、人民网:腐败藏在繁荣背后:一场不受约束的改革养肥埃及权贵族

    6、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北京大学出版社)

    7、应学俊:前苏联“亡党亡国”了吗?

    8、应学俊:如此“盲人摸象”看中东动荡

    9、应学俊:卡扎菲因“不听老美的话”而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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